葉衽榤 / 漢學應用研究所副教授
在《臺灣割據志》中以記述明末清初台灣歷史事件為主的文章裡，鄭成功的形象並非單一平板，而是隨著歷史進程和其行動的轉變，呈現出果敢而忠孝兩難、且具備政治與軍事雄才的「孤臣」形象。
鄭成功的出身便有不同凡響的特質，預示了其不凡的一生。鄭成功生於日本，在出生夜裡，「島中萬火齊明」，其父鄭芝龍「心異之」。他「生而風儀整秀，俶儻有大志」，讀書「穎敏，不治章句」。術士更驚嘆其「此奇男子骨相非凡，命世雄才，非科甲者」。年十五即「補弟子員，試高等」，顯示其文武兼備的潛質。最為關鍵的是，隆武帝一見他便「偉而撫其背」，賜予「國姓」（朱），並改名「成功」，拜為「御營中軍都督」，儀同駙馬。「國姓」的榮譽，不僅是地位的提升，更是日後「孤臣」身份和反清事業的合法性。
鄭成功的形象在面對父親鄭芝龍降清的重大轉折時，達到了最為鮮明的高峰，展現出其忠於君國的堅定立場。當鄭芝龍密謀歸款、決定向清朝投降時，成功「泣諫曰：『父教子忠，不聞以貳；且北朝何信之有』？」這句話劃清了父子在政治立場上的界線，突顯其以國事為重的大忠。在父親降清、母親在圍城中自殺後，鄭成功「慷慨激烈，謀起義兵」。他前往孔廟，焚燒儒服，仰天盟誓：「昔為孺子，今為孤臣！向背去留，各有作用。謹謝儒服，庶先師昭鑒！」這一行為是極具儀式感的轉變，象徵他從一個儒生徹底轉身為以天下為己任的招討大將軍。
鄭成功率兵出海，文移稱「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」。這些稱謂直接反映處在「忠君報國」與「違逆父命」的倫理困境中，選擇將「忠」置於「孝」之上，承擔「罪臣」之名，以完成「忠孝兩全」的更高義理。起義後的鄭成功，迅速成長為割據一方、能與清朝抗衡的軍事和政治領袖。收攏殘兵，兵勢日盛，「凡兵四萬有餘」。他在對抗清兵的戰事中，展現出卓越的指揮才能，如在攻打海澄時，「親立雉堞，左右死者山積，指揮自若」，最終逼退清軍，使「澄守益堅」。
清廷曾多次嘗試招撫鄭成功，將其視為可用的海疆人才，但他的態度始終是堅定不從。清廷曾封他為「海澄公」，並賜予「靖海將軍印」，但成功不從。他回覆清廷的言辭中，有「君擇臣，臣亦擇君」的說法，表現出其不輕易屈服的傲骨。利用清廷的招撫機會，「上陸縱橫福、興、泉、漳間」，在軍事上佔據優勢，而非真心投降。鄭成功堅決不降後，清廷將其父鄭芝龍幽禁於寧古塔。這個結局更加凸顯了鄭成功以「孤臣」之姿，在「忠孝兩難」中選擇了大義的悲壯形象。
